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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7 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专辑
关于上海，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一点都没事是不正常的！有事才是正常的！ 关于上海， 一点都没事是不正常的！因为象铁桶一样彼此都箍住。 有事才是正常的！因为没有真空地带。 平时都有流水，就流得不太凶；平时都没有流水，就暴发如决堤。 上海又双规一个，原上海财政局局长，后来调到国家财政部去了。调走后开始审计。审出来的问题，跟前面的社保资金案有关。 深化了——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跑不掉！ ＝＝＝＝＝＝＝＝＝＝＝＝＝＝＝＝＝＝＝＝＝＝＝＝＝＝＝＝＝＝＝＝＝＝＝＝＝＝＝＝＝＝＝＝＝＝＝ “上海领导不许我揭社保基金黑幕：郎咸平遭封杀真相”一文，信息量很大。从中你可以领略到上海政权对媒体的统治和封锁是何等严厉。 上海最大腐败案震动党中央：违规贷款或近90亿 挖出两类"蛀虫" 地产腐败要从房价成本查起 陈良宇前秘书涉违纪受调查 上海社保资金腐败案的启示 ＝＝＝＝＝＝＝＝＝＝＝＝＝＝＝＝＝＝＝＝＝＝＝＝＝＝＝＝＝＝＝＝＝＝＝＝＝＝＝＝＝＝＝＝＝＝＝＝＝ 反腐败学者邵道生: 海社保案凸顯中國社會保障軟肋 特警控制机场 曾庆红：上海出问题我保不了 【人民网】目前，中纪委、监察部、审计署、中办及国办的工作组、调查组、蹲点组正云集上海，而中纪委副书记李至伦也明确宣布要清查上海市六大问题。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前夕，中南海对上海官场腐败重拳出击，显示“胡温”已下决心发起总攻。 上海官场腐败特点 上海官场腐败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是高干配偶及子女经商，承包大型工程、国土开发，近几年几乎都由高干子女包揽，再加上上海市班子另搞一套。 昔日徐匡迪任上海市长时，他就反对搞帮派的，也反对高干子女学非所用，到金融、国土、工程承包捞钱发财的。二０００年底，徐匡迪突然被调离。 八月十三日下午，吴邦国、曾庆红和中纪委副书记李至伦乘专机到上海，出席当晚的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从下午七时三十分开始，至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结束。吴曾突然赴沪，说明上海的问题不简单。 中央三大员专程为上海官场腐败而来 吴邦国、曾庆红、李至伦先后在会上作了讲话。 吴邦国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上海领导班子建设、党组织建设、反腐败斗争工作讲了话。他说：上海市委不是生长在真空里，希望要意识到这一点。上梁不正下梁歪。一千八百万市民是看到的，会作出判断的。这几年上海连续发生经济、金融特大腐败案件，都不是市委、市政府查检到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党组织要管党建，纪委要管党纪政纪，不管就是渎职。每年纪委、监察部门报告都是好的、完善的，实际都是空的、假的。市委、市纪委每年收到三千多封举报信，是针对班子的，究竟有多少封信作了认真调查？为什么书记、市长、纪委书记要强调有问题在内部讲，问题矛盾不要向上交、不要外传，要维护上海国际上的声誉，更要维护老书记（指江泽民）、老市长（指朱镕基）对上海的关怀、厚爱。有问题、出大问题，要捂盖总是捂不住的。 曾庆红：上海班子出问题我保不了 曾庆红在会上说：近几年，我多个包袱，差不多每个月要和良宇（陈良宇）、大韩（韩正）打一下招呼，特别提醒：上海官场圈子不会风平浪静，不要搞小山头、帮派活动，全国都在盯着上海，不要在经济上、女色上、非正常活动上出界、摔筋斗，多放些精力去提升上海整个城市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事实上也不一定听得进。曾又说：上海班子出问题、配偶子女出问题，我、邦国、黄菊都不会保的，也保不了。一个共产党员在经济上、生活道德上摔筋斗，是很可悲的，是耻辱。 曾庆红提出三点要求：（一）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动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央工作组，彻底清查社保基金案，排除人为干扰；（二）市委常委班子、市委班子、区局级干部班子，要学习《江泽民文选》，树立“八荣八耻”人生观，进行整顿，不走过场；（三）要总结纪委、监察部门的职能，要作必要调整、充实，要体现、发挥职权的作用。 李至伦要清查上海领导班子六大问题 中纪委副书记李至伦在会上指出：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六大问题，要进行清查、审计并向中央作出交待报告。这六大问题分别是： （一）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区（县）、局部门截留资金的小金库的数目及金额； （二）从二０００年以来，税收截留、税收挪用情况，要提交报告； （三）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年运营开支及公职人员的薪金、福利、奖金等报表； （四）区局级及以上干部公开个人及配偶财产、经济收入、在境外资产上报； （五）区局级及以上干部的配偶、子女工作单位、担任职务，要上报； （六）由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及党政部门经营的经济实体及资金、收入、支出账目，上报。 中纪委中央工作组云集上海 早在六月中旬，中纪委已经进驻上海。七月中旬，中纪委又增调了三十名进驻。八月七日，中纪委第二次增调二十八名（包括二名中纪委常委）。八月二十二日，第三次增调四十名，其中从军纪委借调七名委员。目前，中纪委进驻上海已有一百三十余成员，暂设三个大组。 中纪委进驻上海指挥组设在虹桥的空军招待所，并包下了陕西南路的马勒花园饭店，由总参保卫部担任警卫。 目前在上海展开查工作的有：中纪委工作组、中办和国办调查组、监察部蹲点组、审计署工作组、中共十七大筹备领导小组的蹲点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调查组。 秦裕被拘想起陈希同案 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市宝山区区长秦裕被宣布拘留审查。 秦裕从一九九九年以来担任陈良宇秘书，二００一年十月任市长秘书，二００二年十一月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二００二年以来，三次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年七月六日调任宝山区委副书记，二十五日当选区长，但反对票、弃权票达一百十七张。 据称，秦裕涉嫌“严重违纪”而“接受调查”，是因牵涉到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违规拆借三十二亿元社保基金案。 秦裕被拘留审查，使人想起陈希同案，当时就是先从其秘书入手的。 机场码头由特警守卫防外逃 八月十六日、十七日，上海市委、市纪委、市组织部紧急下令：区局级以上干部的护照、港澳出入证件立即上交统一保管；副市级及以上干部，出境出国，一律上报中纪委、中组部审核。 八月十五日、十六日，三个市政府代表团赴欧洲、澳洲考察城建、市场、交通，都被下令暂停。 上海浦东机场、虹桥机场、国际海运码头，由南京军区特警守卫，市区（局）二级党政领导，上下班要签到，防外逃。 上海反腐风暴震动粤闽等省官场 上海官场反腐风暴，已经震动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各省的官场，但整个案情发展，由于吴、曾亲自返沪过问，目前看其结局还扑朔迷离。 ＝＝＝＝＝＝＝＝＝＝＝＝＝＝＝＝＝＝＝＝＝＝＝＝＝
注：所有资料均来自网上搜索，本人对准确性没有查证。 July 07 中国官场的“逆淘汰”现象及其制度成因中国官场的“逆淘汰”现象及其制度成因 转贴： 中国官场的“逆淘汰”现象及其制度成因 [原创 2006-07-05 00:10:52 ] 发表者: 亦忱 一 所谓“逆淘汰”或叫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操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现象。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下来。中国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官场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现象。 这种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官场源远流长的现象，为什么在中国进入共和国后依然会屡屡发生，司空见惯呢？我认为，这要从中国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寻找深层的制度性原因。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在中国大陆，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选举出来之外（这还不包括在村里真正说了算的党支部书记），各级官员都不是经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在当今中国，凡村官以上的官员选举，其中包括所谓差额选举，无不是由上级做出安排的，选举人只是按照上级的意图举举手、画画圈、做做样子罢了。偶尔某个县以上机构的选举中闹出一个非候选人当选的现象，在当地乃至在中国都会是天大的新闻，这作为一种官场非常态的现象其实并不具有制度性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任命机制均是由上级操控，自文革后，在理想幻灭，信仰沦丧后的近几十年来，中国官场中的官员，凡为了奔一个好前程者，其跻身官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显然不是把为崇高的事业服务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把为自己的长官或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任何一个在中国官场呆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中国官场中能够呼风唤雨的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但这绝对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员行列中的主流。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是升迁无望的。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于是，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报喜不报忧”，与上级交往则谄媚，对待下级则轻慢，就成了中国官场中各级官员相处、相交时的常态。 正是这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制度特性，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而不是对自己所治理的民众负责，这就必然导致违背常理的反达尔文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二 优胜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却给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虽然中国现在也开始了公开考选某些省以下机构官员的尝试，但这种选考就目前来看，尚不是官员晋升的主要通路，其对官员的吸引力并不是像某些选考的组织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从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机制其实深藏于人的天性之中。因为在人性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屁。而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却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现实的政治生活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精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日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众多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杀后，整个社会则必然的逐渐走向万马齐喑的局面，体制的活力和张力将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加上国家垄断了主要的利益供给，中国的官场自古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同时又毁灭顶尖人才的黑洞。它不但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而且，通过国家的暴力垄断和文化垄断使人才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举国的读书人纷纷走进科场应试，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官出上级的社会，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当无数的人才精英挤在入仕做官这唯一的独木桥上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刺刀见红，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操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其结果是，我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能在中国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三 中国人向来有通过窝里斗而内耗掉自己的民族精英的老传统，其窝里斗的血腥残酷性与大规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现象为世所仅见。通常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只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中国千百年来代代不息没有穷期，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怪异思维？ 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而没有劣等的民族。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或发展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海官术出神入化，社会周期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国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举国上下各级政府无一例外全都在那里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性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一度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在国家的暴力机器面前化为乌有，中国历代的开国功臣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四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像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良将或谋臣，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利。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中国历史，与传统的中国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中国已往的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实，就当代政治学的定义而言，中国的皇帝们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当今中国，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蒂，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扮演这一悲剧性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冰炭不可同器。中国传统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就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独立，靠巴结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雇主，不问是非，党同伐异，则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五 所谓“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概念。它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阶段，西方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它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皇权和政府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英美等国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翰&S226;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作为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元素，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的权力对公民人权的侵犯，避免政府“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作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乃至没有市场。 六 而中国在它的有记载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独立于皇权和国家及其政府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迄今为止，一直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一块式的政治结构。任何一个既往的王朝或当代的历届政府，从来都不会允许批评其权威的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与此同时，它也逐渐发育出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层，并建立了一种能适应现实的变化和吸取成败经验与历史教训的某种机制。另外，中国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当中国管理国家的上层与草根下层，有一种合理的吸纳社会精英的有效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时（如过去的科举制度），来自草根阶层的诉求和愿望就能够通过那些科举入仕的精英带入高层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当这种上下联系的有效管道被截断后，上下必然阻隔，社会逐渐断裂，国家走向失序则是必然的结局。 考察中国社会，历朝历代的政府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乃至暴力手段敉平社会反抗，而不是通过利益博弈的机制达成妥协。由于中国社会在传统上就一直缺乏制度性的上下沟通渠道与下层对上层发泄不满的渠道（这从当今的信访制度设计流于形式可以明证），一旦出现下层针对上层的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嗜血成性的暴徒（原因是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从而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路走到黑。 而在西方国家，因为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存在，社会是不容易走向失序的，即使出现局部的动荡也很容易通过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而使社会归于平静。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就是为了防止政府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例如，就连意大利这样一个黑社会曾经非常猖獗的国家，其在５０年间，居然发生好几十次政府危机，政府的平均寿命竟然不到一年，50年间居然产生过60届政府，虽然其政府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府更迭，国民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也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消极影响，人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一旦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乱不可。 中国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中国的近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破坏机制被暴力最强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七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S226;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无数大陆的中国人，看不懂台湾的中国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乱象”的根本原因。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性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中国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中国的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其实，无论中外，政治活动都是集体性的，都有其运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是经常的和强烈的，其对制度的依赖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导致的是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在中国，由于政治的复杂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之，任何掌权者在制度变革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正是为了避免承担因制度变革而引发的高成本，中国的决策阶层历来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最保险的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莽撞的戈尔巴乔夫在中国的决策层不受推崇的原因。 在中国，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中国人无论是高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道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当中国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我们考察中国历史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这也就是中国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高领导人都喜欢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口头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来其实非常难。中国政治的这一特性，使得中国的国家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强，形势比人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中国，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极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无一不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中国的政治竞争，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其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政治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中国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者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中国政治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迄今依然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非常不幸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凡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历史魔咒，却是历史的真实。要当中国制度的变革者，非邓小平、蒋经国这样的敢作敢为者，是不敢轻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我依据邓大人刻意把“XX”淡化为“风波”和在92年再次拨正中国社会走向的历史事实，总在想这个问题：若天假以年，邓大人能头脑清醒的再活20年，我相信他绝对会把政治改革予以重新启动并完成的，而不会是以那种被扭曲的形象走进历史。对岸的蒋经国仅仅以两年的赎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后受到蓝绿各党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证。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今后，也只能寄希望于邓大人精神的真正传人来完成他未竟的伟大事业。 结束语 中国有史以来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利益供给的政治实践，使中国的最高统治者2000多年来统治着世界上族群最大的一群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而知味。只要翻开中国的历史一看，谁都能轻易发现：任何人只要一坐上龙床，都会毫不含糊地照他所推翻的前代帝王行事，并习惯成自然。中国这种政治文化上的代代相袭，陈陈相因，使官出上级为特征的中国式的官僚政治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最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所以，从本质上看，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改朝换代的造反或革命，只是中国社会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纯属改变江山所有权的姓氏改变之举，除了为极少数的帝王将相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 难怪中国的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注释：本文据徐慧君《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而改写，文责由本人自负，与原作者无涉，引文出处恕不一一说明。谨在此对徐先生深表谢意并诚挚欢迎徐先生联署此文！ 凡转载此文者请务必连此注释一并转载！ July 05 中国的基尼系数英国《金融时报》 效率还是公平？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政坛和社会一石千浪。今年春天，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央党校下属的《学习时报》上高调发表《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接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5月26日中国最高决策层会议上主持关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随后，中国执政党党报——《人民日报》在６月５日刊发属名社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而目前，这种讨论正在中国开始大鸣大放。 将这些争论推上前台的是中国迅速攀升的基尼系数。0.47，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并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而根据经济学的解释，基尼系数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 无论是理论上的基尼系数，还是现实矛盾的对立，这些问题的焦点都指向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现实：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很显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国这种分配方式，正受到部分人士的质疑，而在这些质疑的背后，却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是的，从结果来看，中国社会社会分配确实出现了问题。从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沦为贫富差距广被诟病的一些拉美国家的“难兄难弟”，中国只化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在追求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效率优了先，但公平似乎却未被兼顾。 而且，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均，已经在引发了中国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无论是前期媒体上“仇富”大讨论，频频发生的“宝马车撞人案”，还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朗顾之争”、“500万元天价医疗费”，以及现在正流行的“山西煤炭老板炒房团”等等。收入分配的失衡已经引起了社会动荡。 不过，如果将这些社会矛盾全部归咎于中国的市场化转轨，或许有失偏颇。目前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一部分是目前中国综合国力和政府财力力不从心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政府在财富分配中“越位”和“缺位”，从而导致中国提供公共产品不足或低效。不过，这些问题根源多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用著名评论家皇甫平的话称，“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政府与市场，从来都难有和谐的统一。无论是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验，还是在“自由市场”的教科书中，即使在目前发达的西方国家，凯恩斯“看得见的手”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仍无定论。效率和公平的相对平衡，取决于市场和政府的相互博奕。 事实上，近三十年来，世界已经见证了中国市场化的效率，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虽然这种收入差距在逐步拉开。据统计数据，2005年，中国的GDP已达18.2万亿元人民币。 意识形态的争论在中国历来已久，从中国改革开放起，每隔十年这些就会阴魂不散地缠上中国。而这次中国基尼系数的之争,部分声音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对于正在逐步融进全球化的中国转轨经济来说，是选择重新回到“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还是在追求效率中求得公平？ 答案显然不言而喻。 June 17 袁世凯和孙中山
June 16 标准回答最近回答了很多这类问题，后来觉得把这些讲给晚辈很残酷。算是有控制错误之一吧。
1.怎么赚多点钱？
答：把事情做好，钱只是做事的副产品。追求钱财，本来就是舍本求末。当然做什么事情要你自己选 择。
2.怎么才能发大财？
答：不可救药的想法。古往今来，只有两个途径：巧取和豪夺
3.怎么才能做官？
答：做官是个关于心的职业，或者你什么心都有，或者你什么心都没有才行。我现在也没明白省长是不是个官，所有这个答案仅供参考。
4.到底怎么样才算聪明？
答：说实话给你听是聪明，你不信也是聪明，但是问这些问题就是不聪明。
5.人难道不要有点追求？
答：你得先证明你是个人类，其次要遵守交通规则，最后要每天听得到有人叫你的名字，然后再想想追求。
6.有点不明白了，能不能说简单一点？
答：人生总是不明白的，特别在你觉得明白的时候。凡人的智慧是不会超出皮肤的。所以致胜之道就是有控制的犯错误。没有明白，也没有完美。先去找件正经事情做吧。
May 26 对冲基金经理最高年收入达15亿美元
April 15 网络电视乍现泡沫式繁荣 商业模式存在分歧年余以来，已有超过1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注入国内网络电视(P2P流媒体)市场，涉足该领域的公司更达数十家之多。 但在繁荣的表象下，囿于内容的匮乏、版权的困扰、电信运营商的不作为，迄今尚无一家 公司达到成规模的用户峰值，大规模盈利之日亦遥遥无期。 不过，风险投资(VC)对P2P流媒体市场的热情依然无以复加。据悉，多家获得天使投资的P2P公司已在与VC频繁接触，而多数获得首轮风险投资的公司则已在洽谈二期融资。 VC下注 VC对国内P2P公司的投资最早见于2003年。 当时，IDG已分别注资定位于P2P资源交换平台的POCO以及定位于宽带下载工具提供商的迅雷。 大规模的P2P投资高峰发轫于2004年至2005年。 在此期间，极光创投牵头投资MYSEE(美视网)、日本软银投资了CoolStreaming(酷流网，后更名为光芒国际)。 而最迟到第三季度，去年10月曾获得首轮200万美元注资的MYSEE，将完成第二轮千万美元数量级的融资计划。 模式分歧 “P2P直播与P2P下载的不同，在于并不将内容下载到用户硬盘当中，这在一定程度弱化了版权问题。”MYSEE直播网总裁高燃如此表示，“另外，P2P直播占用的骨干节点还不到P2P下载的10%，耗费宽带资源有限，所以与电信运营商的关系也是有竞有合。” MYSEE的主营业务为P2P直播与轮播，点播业务则较少。高燃表示，所以如此布局，原因是点播市场尚不到直播的20%，很难达到商用的最低门槛。 风行网CEO罗江春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点播的技术难度要大于直播，也更便于用户互动和提供技术服务，进而实施频道收费。为此，该公司只运营VOD点播业务，并未涉足直播业务。 其实在众多涉足P2P直播的公司之间，商业模式也不尽相同。 作为QQlive(在线生活计划)的一部分，QQ直播采取的是与新版QQ、QQ游戏、QQ社区、QQ电台相捆绑的方式，以整合服务增加用户黏度；磊客网则以类似WiKi的网络社区以及客户端ROX为基础，将触角一路延伸到短信、邮件、即时通讯等多媒体业务。 盈利路径 2005年9月，BT在获得DCM风险基金管理公司约875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后，转而以销售正版内容的附加广告以及下载收费获取收入，首开此后P2P流媒体公司正版化滥觞。 随后，更多公司开始尝试基于P2P技术的不同盈利模式，如在P2P网络上开展电子商务、远程教育以及贩卖电脑闲置资源等等。 业内人士认为，对国内P2P流媒体公司而言，较具操作性的赢利点是广告收入、收费频道和技术收费。其中，广告收入与频道收费的取得，均以正版化以及规模用户为前提，而要扩大规模，眼下仍需以免费频道吸引用户。因为这个原因，多数P2P流媒体在短时期内还难以靠付费频道获得稳定收入。 不过，让国内P2P公司徘徊于盈利门槛之外的阻力还有很多，如在线付费系统的滞后、政策面的制肘、内容的同质化、收益分享模式的缺位，诸如此类。 尽管如此，乐观人士相信，随着互联网向IPV6的演进，随着IPTV、数字家庭等宽带应用的普及，P2P流媒体企业将在未来的一年将会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找到利益的均衡点，从而避免“泡沫式繁荣”的宿命。 April 14 F-22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战斗机点评：实战是检验一切战斗机的标准，此翁所言有理，但是惹人怀疑
“F-22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战斗机，”皮埃尔·斯普瑞 （Pierre Sprey） 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 中国：一个国家，两个经济体？作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
中 国过去十年经济迅速增长，已把自己推到全球经济的中心舞台，成了“世界工厂”，全球领先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现在，专家们相信，中国将向上游前进，通过扩大科学人才队伍，改善大学教育并吸引世界顶尖的技术公司，进入设计和革新领域。 但中国的显著增长只是源自一小部分有推动力的地区，这些地区吸引了大部分优秀人才，产生了多数创新成果，创造了大部分财富。为了与中国这个上升的经济明星有效互动，西方必须认识到，中国是全球化“尖峰/低谷”特征的极端体现。全球化在使经济活动分散开来，令世界日益“扁平”的同时，也让创新、人才和财富向少数“尖峰”地区集中。“扁平世界”一词来自《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对经济活动分散现象的描述。 在制造业之外，中国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技术领域。2004年，中国联想(Lenovo)收购了IBM的笔记本电脑品牌ThinkPad，而且越来越多美国、欧洲和日本企业开办了中国创新中心。但中国的全球创造力指数(Global Creativity Index)在45个国家中仅列第36位。这个指数是我发展的，用来从3个方面，即技术、人才和包容度，衡量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进步 。在技术方面，中国列第28位，与克罗地亚和乌克兰齐平，落后于印度。中国的技术实力高度集中。仅6个地区：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沈阳和广州，产生大部分中国创新。 人才方面，中国也同样呈现“尖峰/低谷”特征，在所有被测国家中排名最后，其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仅占总人口的1.5%——与之相比，印度为6%，美国、欧洲和日本约为20%。根据我和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研究生李泰然(Tairan Li，音译)共同进行的研究显示，中国领先的10个地区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6%，而近半数培养人才的大学集中在这些地区。 中国的文化开放程度呈现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均衡。上海和北京是喧嚣的国际化中心城市。上海的城区规模与洛杉矶相当，拥有1800万居民，它致力于通过文化领域的投资，营造一个繁华的餐饮和夜生活区域，并建立一种崇尚个人主义和个性表达的社会风气，将自己转变为世界一流的创造中心。在此过程中，上海已使自己进一步远离其它中国城市。以密歇根大学(Michigan University)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全球自我展现标准衡量，作为一个国家，中国的排名位于底部，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相当，排在印度之后。这可能成为中国创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事实上，中国有两个经济体：创新的、迅速增长的国际都市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广大农村内陆地区，逾7.5亿人口在前工业时代条件下艰辛劳作。据盖洛普(Gallup)调查，中国十大领先城市的居民收入是农村地区的5倍多，而且还在不断扩大。我的一位中国学生精辟地总结道：“在上海，普通中产阶级比在美国生活得好。而就在这个城市外的农村，生活条件只能用文明前水平来形容。”几乎一半中国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有8亿农民看不起病。 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特性已在政治上表现出来。2005年，中国农村发生逾8.7万起骚乱和示威事件，比10年前多出逾4倍。中国政府正匆忙制定促进农村发展的计划。 在准备迎接未来的同时，中国必须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心那些落在后面的数亿民众。西方必须认识到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尖峰/低谷特征，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弊端刚刚开始显现。 本文作者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公共政策教授，著有《创造型人才的流失：全球争夺人才的新浪潮》(The Flight of the Creative Class: 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Talent)一书(Harper Business出版)。 中国顺差颠覆教科书汇率定律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陈旭敏
本 币升值，顺差缩小，经济教科书上这一亘古不变的定律，看来要在中国顺差面前低头了。 112亿美元，中国日前公布的3月份贸易顺差，再次让国际社会咋舌。在美欧对中国的贸易大棒还未落下时，这一数据的问世，可能又要将中国推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唾沫中。 而值得讽剌的是，在国际社会的赞许中，人民币汇率却一路走高，自去年7月21日升值2%后，本周三中间价已经攀升至8。011，升值已逾3。2%。 不言而喻，本币升值、顺差缩小，这个教科书上白纸黑字的定律，已经被反向而行的人民币汇率与贸易顺差证明为“伪命题”。同时，此前将中国顺差归咎于人民币的国际压力显然有些张冠李戴了。 没错，储蓄过剩、内需不足、劳动力低廉、产能过剩等因素，确实是中国贸易顺差连创历史新高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仅将顺差问题归咎于汇率问题，则未免操之过简，这对人民币也有失公平。 事实上，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相当一部分就归功于日益深入的全球化。随着贸易和投资的日益国际化，一些跨国公司纷纷将其产业基地转移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从而成为出口主体。据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175亿美元。 从根源看，中国节节攀升的贸易顺差，从来就不是中国问题，而是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是，中国储蓄剧增，内需不足，而美国却是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迭创新高。很显然，在美国迭创天量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面前，即使不是中国顺差，也将出现印度顺差、巴西顺差、俄罗斯顺差，或是东南亚顺差。 事实上，全球经济已经在享受到中国顺差的好处，如果没有标识“MADE IN CHINA”的廉价商品，在原材料和燃料价格处于世纪牛市的今天，全球的物价或许咆哮而上，而一些中央银行家们也不可能象现在一样拱手而治。 此外，如果没有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也将做无米之炊，美国的长期利率也不可能这么低廉。美国经济──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经济引擎，也不可能拖着全球经济这么长期繁荣。 当然，全球经济这种扭曲的全球贸易结构，迟早都要矫正，否则中美两国国内经济政策都将付出代价，并将殃及池鱼。但是，如果将全部责任推向人民币汇率，即使中国举起了石头，砸的也是全球经济的脚。 日本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之后，日元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先后经历了1971年-1973年、1977年-1978年、1985年-1988年、1993年-1995年四轮升值，日元从当初的每美元兑360日元升至1995年80日元兑一美元。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日元的升值并未缩小日本的贸易顺差，目前日本每年的贸易顺差仍维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但是，日元升值的结果是，日本从此陷入通货紧缩的深渊。事实证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通货紧缩的祸首。 目前中国改革正在过河，全球化也是蹒跚学步。中国贸易虽在国际贸易体系内初露锋芒，但经济经构总体还乍暖还寒。因此，国际社会不能因为一点贸易摩擦，而动之以贸易报复，或将人民币汇率当作全球经济失衡的替罪羊，而应以5年前欢迎中国加入WTO的开放胸怀，去冷静对待中国“冲击”的到来。毕竟，在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中，这也是在所难免。 April 12 中国消费股适合长线投资英国《金融时报》刘励和(Justine Lau)香港报道
点评：很有道理，领袖企业
上 月中国宣布对豪华手表征收20%消费税时，香港上市的内地最大高端手表经销商新宇亨得利(Xinyu Hengdeli)股价重挫近20%。 表面上，股价下跌只是新税收政策的一个副作用，而这一税收政策是中国范围更广的消费税改革措施的一部分。 但分析师估计，新的税收政策只会影响到新宇亨得利销量的2%。他们说，新宇亨得利大跌的真正原因，是所谓中国消费股的股价已经太高，因此任何负面消息都会引发大规模抛售。中国消费股是在香港上市的一个新企业群体，业务涉足从百货公司到尿布等多个行业。 “消费税调整给了投资者一个评估手中持股的理由，”JP摩根(JP Morgan)分析师约翰·唐(John Tang)表示。 过去几年，从食品到时装行业，各类外国零售商在中国各地广开店铺，而本土制造商也一直忙于扩大产能，以满足迅猛增长的需求。 2005年中国的零售额增长了12.9%，今年前两个月增长了12.5%。城市居民的平均工资过去5年已近翻倍，而去年城市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增加了近10%。 在上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政府再次强调，必须提高7.45亿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这使人们预期农村支出将为消费繁荣提供下一段动力。 在这一背景下，投资银行非常成功地完成了几家中国零售商的香港上市，包括百盛集团(Parkson Retail)。自去年11月上市以来，该百货商店集团的股票已上涨了1倍多。 但分析师们表示，这一板块的市场情绪正变得过分乐观。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凯伦·唐(Karen Tang)说，中国消费股的价格约是预期收益的30倍，而不到6个月前，这一比率还在18倍左右。而香港的蓝筹股价格平均仅为预期收益的14倍，且它们的风险状况也远比内地的同类企业低得多。 此外，农村消费的繁荣或许要过好几年才会成为现实，目前中国贫穷家庭的开支多数仍局限在生活必需品上。 据荷兰银行(ABN Amro)的数据，城市居民去年仍占据了中国零售额的67%。尽管去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上升了16.1%，但农村消费却未同步跟上，增幅仅为 11%。 分析师表示，投资者如果想投资消费股，就要寻找市场领头羊和管理团队优秀的企业，并准备长线投资。 “该板块前景仍十分利好。中国政府决心刺激国内消费，以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荷兰银行分析师范卓文(Fan Cheuk Wan，音译)表示。 在中国的诸多零售企业中，德意志银行的唐女士推荐恒安集团(Hengan)，这是一家卫生用品制造商，占据了中国18%的尿布市场和14%的卫生巾市场。 恒安最近宣布，2005年净利润飙升51.1%，达4.503亿港元，营业额增长32.1%，至30.3亿港元。 唐女士表示，尽管该股今年已上涨44%，当前股价是预期收益的24倍，但仍比许多其它中国消费类股便宜，例如运动服装生产商李宁(Li Ning)的股价是预期收益的33倍，青岛啤酒(Tsingtao Brewery)为43倍。 另一位分析师推荐的是中国最大的食品杂货连锁店联华超市(Lianhua Supermarket)，股价约为预期收益的22倍，与之相比，其竞争对手物美(Wumart Stores)则为34倍。 “如果想要一个在中国投资的简单标准，最轻松的办法就是选择行业领袖。请记住，中国市场仍然非常不稳定，而大公司对抗任何市场低迷总是处在最佳地位，”香港国泰君安证券(Guotai Junan Securities)分析师林志远(Alan Lam)称。 但随着现金充足的公司继续扩张，它们是否具有能力和人员来管理庞大的企业还令人质疑。 “中国有多少经理人拥有经营500家商店的经验？”联昌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CIMB-GK Securities)分析师基思·李(Keith Li)问道，“目前这个管理问题或许还不是大问题，但很快就会成为大问题。” 中国应解除对电信市场管制英国《金融时报》刘励和(Justine Lau)香港报道
点评：看这个标题，就知道是幅毒药，是扯淡。让美国开放边界好了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集团总裁福雷斯特•米勒(Forrest Miller)敦促中国解除对电信市场的管制，并放松对外国竞争及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AT&T是美国最大的电信集团。 作为一家率先进入中国电信市场的外企，AT&T此次公开表示不满显得异乎寻常。米勒还表示，在电信行业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应当重新审核并改变有关电信技术的政策。 米勒昨日在北京表示：“中国加入WTO后，在开放市场方面进取得显著进步，但限制依然存在。” 米勒似乎是想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因为AT&T希望能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获得合同。他是昨日对一些中外企业高管演讲时作出上述讲话。 米勒的讲话突显出电信和媒体等行业跨国公司增强的挫折感。这些行业在中国受到严格管制。 新闻集团(News Corp)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去年曾表示，他的媒体集团在中国“碰壁”，中国政府已不再对国际媒体集团开放市场。 AT&T是首家在华设立中外合资电信服务公司的跨国电信集团，其合资公司建于2000年。但该公司高管曾私下表示，由于覆盖面仅限于上海，这家合资公司在过去几年并未取得长足发展。 AT&T的入股比例也被限制在25%。该合资公司由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的一个子公司控股，持有其中60%的股权；上海市政府持有其余15%的股权。 公司高管还表示，中国政府规定，如果外国公司希望申请基础电信业务许可证，其合资企业的注册资本至少要达到2.5亿美元。 米勒昨日问道：“比如，政府会减少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吗？” 2005年，AT&T在华业务较上年增长44%，是亚太地区平均增长率的4倍。 April 11 打破对政府和投票的迷信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薛兆丰
一 位读者来函，认为政府有能力向社会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他可能认为：政府修公路，谁都可以通行，不是很“公平”吗？政府盖图书馆，谁都可以进去借阅，不是很“公平”吗？政府建公园，谁有空就可以去休闲，不是很“公平”吗？ 显然不对。我认为这位读者错得浅，但答案可以往深处去，从而联系到经济学一个新兴分支的核心内容，即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末、在80年代经几个诺贝尔奖确认、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且让我从那位读者的来函说起。 我说他错得浅，是因为只要多想五秒，就能明白免费通行的公路，对有私车的人好处大，对无私车的人好处少；公共图书馆对邻近的居民好处大，对远地的居民好处少；免费的公园对时间成本低的老人好处大，对分秒必争的上班族好处小。政府从来不会无端端推出公共服务，让某些人无端端地得益。任何公共服务，提供什么、怎么提供、在哪里提供、从哪里拨款，都是精明算计和激烈争夺的结果。 好几年前，克林顿争取连任。为了讨好女性选民，他利用特权，拨款支持乳腺癌究。朋友，听到这则新闻时，您是怎么想的？我的反应是：即使所有女性都能平均享受这笔拨款的成果，它对患前列腺癌的男性也还是不公平的。 没办法，既然看准了中年女性的票源，克林顿就得出这一招。当然，一部分本来犹豫不决的中年女性，就因为这一点实在、甚至只是潜在的好处，投了克林顿一票。这是礼尚往来，是“选票交易（side payment）”，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投票机制的起点。 在投票过程中出现“选票交易”，不仅正常，有时还是有益的。最近在一个讲座上，经济学家布坎南（J. M. Buchanan）就说起一件他企图作选票交易而未遂的往事。那是多年以前，他参加一个由多学科教授参加的会议，议题是评选出优秀的科研项目，以便把一笔奖金分给提交这些项目的学生。 参加会议的，除了象布坎南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来自社会学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等领域的教授。各领域的奖金份额，事前已有规定。评选的办法，就是让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教授，对那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生项目投票，而各领域中的最高得票者将胜出。 布坎南对其中一份由经济系学生提出的项目特别感兴趣，便对坐在旁边的一位不知道来自什么领域的教授说：“我特别喜欢这一份，但咱们这么投票，它未必获胜。要不咱俩做个交易：你投我喜欢的这个项目一票，我也投你喜欢的项目一票，好吗？”那位教授一听，脸色大变：哪有人这么明目张胆、光天化日地选票交易的？他断然拒绝了布坎南的建议。 那位教授恐怕不知道，身边这位选票交易未遂的教授，不仅是对投票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创始人，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布坎南和塔洛克（G. Tullock）在1962年合著的经典《共识的数学分析（The Calculus of Consent）》中，就讨论了选票交易带来的好处。具体而言，若是那次评奖会议搞了选票交易，那每个学科都更可能选出符合专业标准的获奖者。 不少人把政府看作处理社会问题的靠山，动不动就呼吁“政府要管一管”；也有不少人把一人一票看作直达公平的捷径，对选票交易感到不可饶恕。然而，“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的结论：政府不可能提供绝对公平，也未必比市场更有效率，而投票因其过程充满“猫腻”，所以其结果也绝不是正与邪、黑与白那么简单。 April 10 IMF：油价高企加剧全球失衡英国《金融时报》哈维尔·布拉斯(Javier Blas)法兰克福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于下周发出警告，称能源价格高企正“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增加发生危机的风险。 IMF将在其《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中指出：“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可能在较高的水平上维持更长时间，从而提高了产生突发性无序调整(sudden disorderly adjustment)的风险。”英国《金融时报》的西班牙合作伙伴Expansion得到了上述报告第二章的初稿。 该报告称，高昂的油价使美国贸易赤字日益扩大。此外，石油美元的回流正驱动利率下降，为美国私人消费提供了难以持久的推动力。 IMF估计，2002至2005年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恶化的一半原因，可以归咎于油价问题。在这段时期，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上升了2个百分点，至6.5%，达到创纪录水平。 IMF总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本周警告称，“由于大规模、持续性的全球失衡，良好经济表现建立在不稳定基础之上”。拉托同时表示，预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将在2006年再次扩大，部分原因是能源价格高企的影响。 美国政府将其经常账户问题归咎于日本以及新兴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但IMF将焦点放在油价和全球失衡之上，表明这一问题越来越复杂。 拉托呼吁各国采取一种“多边”做法来解决全球失衡。他同时还警告称，“风险在于，全球失衡将以一种突发、无序的方式得到释放”。 他本周表示：“如果真的发生无序调整，这对全球经济来说，代价将会非常高昂，破坏性也会非常严重。” 该报告表示，“尽管市场预测显示，当前的能源价格冲击可能会比上世纪70年代那次更为持久，但能源出口国当局在增加开支方面似乎更为谨慎。” April 06 企业高管该向谁“尽忠”？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斯蒂芬•斯特恩(Stefan Stern)
你 究竟是在为谁经营着企业？这个问题可以从财务、道德乃至心理范畴找到不同的答案，但我今天要说的问题却非常实际。你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吗？你到底是在对谁负责？ 经营上市企业的读者可能会给出一个简单答案：股东。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你的职责是管理股东的资金，目的是不断增长及取得良好的回报。 但是，在描述当今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方面，上述答案仅仅是开了个头。国际商业战场的情况远非那样井然有序。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对行动和结果的要求已经开始提速。
更为糟糕的是，这些要求是由“所有者”提出的，而他们让人难以捉摸、无从揣测、而且大多是匿名的。首席执行官们肯定开始感觉（自己）有点像电影《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中的两位主人公，他们不断问其自己执着的追随者们：“这都是些什么人？”想要始终保持与股东之间的建设性关系，难度似乎越来越大。 去年，英国最著名的商界领袖之一，在对投资者关系协会(Investor Relations Society)的一场演讲中发表了如下言论： “在我看来，股票所面对的抛压使得分析师非常关注（公司的）近期表现，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我们企业基本面的理解也不及先前……分析研究往往更倾向于夸大其词，而在路演中会面临日益加大的压力，把我们推到对冲基金、而非传统长线基金面前。” “听起来可能有些老套，但我的确是将股东作为股东来看待的——股东是那些对公司成功和前景的兴趣持续时间在三周以上的人……我真正担忧的是，将公司股票作为对冲基金工具的做法不断推广——就好像我对待赌场中的筹码那样。” 讲话者是雇主组织英国工业联合会(CBI)会长、吉百利史威士(Cadbury Schweppes)董事长约翰•森德兰(John Sunderland)。尽管吉百利的巧克力可能外硬内软，但董事长却并非如此。他发表此番讲话的目的，并非出于对与股东形成良好关系的愿望或希冀。 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担忧，即企业发觉自己在三个月（季度）基础上对投资者作出了过度的承诺。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本月报道的那样，辉瑞(Pfizer)、花旗集团(Citigroup)、英特尔(Intel)、摩托罗拉(Motorola)、福特(Ford)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都在寻求一种方式，希望就更为长期的前景，与投资者进行一种更有意义的交流。 投资银行美林(Merrill Lynch)最近鼓励其全球研究部门的分析师，在准备预测报告的时候，略去公司所做的业绩预测。美林美国首席策略师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表示：“不仅是对冲基金，甚至连只从事长线投资的基金也缩短了时间范围，其程度远远超出管理层愿意接受的范畴。” 对冲基金很容易被当作替罪羊，但它们并不完全一样。有些对冲基金由成熟的投资者管理，他们关注可持续的长期回报。此外，尽管对冲基金在伦敦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中所占比例最多能达到一半，但它们实际上只控制着很小的一部分已发行股票。 然而，一些观察者认为，随着市场中干预速度的加快和影响力的增强，资本主义本身即将迎来巨大变革。 英国智库Tomorrow’s Company董事长马克•格莱德(Mark Goyder)认为，在经历了19世纪的“雇主—企业家”模式和20世纪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式之后，我们正进入资本主义历史的第三阶段。格莱德表示，上个世纪是机构所有权时代，期间有两种机制影响着管理者的行为：所有权和股价。但在21世纪，所有权机制开始分崩离析；股东的行为也不再像个所有者。如今，在“股东价值”曾一度被用来比喻长期创造财富的地方，短线金融投资者甚至要求采取每日都能影响股价的行为；再加上被称作“代理理论”的误导性观念（管理层薪酬必须严格与股价挂钩）——这就是超短线思维的由来了。 哈佛商学院(HBS)教授约瑟夫•保尔(Joseph Bower)等其他人士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我认为，再过10年，我们的规则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表示，“没有理由将超短线投资者视为所有者。他们实质上是我们给予了所有权的投机者。”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或许价格机制也能在这里发挥作用。英国职工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针对养老基金受托人在英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对于“应该出台一些措施激励投资者长期持有股票，而不是鼓励它们交易”的说法，69%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只有15%表示反对。 说到底，为忠诚的投资者工作要好于为那些朝秦暮楚的投资者效力。这听上去可能像是那个传统的（但于事无补的）的建议：“我不愿意从这里开始”。但是，你知道，我确实不愿从这里开始。你在为谁经营着企业呢？很不幸，你无法选择最好的解决办法：炒掉一些股东，然后聘用一些新股东。 April 05 人寿保险类股前景难料老板和员工的博弈以 前有位老板对我说过一句肺腑之言：你要去适应你的老板，而不能指望你的老板来适应你。之所以称之为“肺腑之言”，是因为他是顺着这一金律坐上老板的职位的，而这句话也是他以前老板的口头禅。 他以前的老板也对他说过这句话。那时他刚进公司不久，对老板的工作方式不满，认为他不够果断，有点拖拉，从而延误了最佳时机。当然，他的老板并没有因为他的不满而发生任何改变。改变的是他自己。现在他也习惯于四平八稳的处理各种事件了。时机？宁可错过一个时机，也不能做错一个决策。 我也一直觉得这句“要适应老板”的话很有道理，直至最近遇到一位酒店业的新贵。他对这句所谓“金律”很不以为然：“我的下属的确在适应我，但我为了适应他们而做出的努力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这些努力，主要是为了妨止员工跳槽，以及用来研究怎样才能用最少的薪水换来员工最大的工作热情。 酒店业新贵努力的结论是：工资不能给得太高，比市场平均水平略高一点即可。给得太高，会被员工视为弱智，员工虽然短期内很开心，但从长远看则会缺乏对公司盈利的信心；给得太低，更不用说了，员工碰到合适的机会就飞走了。根据不同层次员工的心理需求，他制定出不同的策略，用最大的想象力满足员工们的心理需求。他每月给大堂扫地的阿姨、清扫房间的服务生过集体生日，身为总裁的他亲自为门僮点蛋糕上的蜡烛。“当他们不得不加班到深夜才走时，看在我给他们点生日蜡烛的情份上，一般都会放我一马，不再骂我了，更重要的是不再提出加薪或以跳槽相威胁了。”而对中层管理人员，他就高举“尊重他们，再尊重他们”的旗帜。大事小事，他都会找到特定的人商量，让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取其精华再揉进自己的意见，交给他们去执行。这个时候他喜欢对这些中层说：“你这个创意很好，继续把它贯彻下去！”让这些人误以为是自己在为自己打工，从而越发卖力。 善于用不花钱的办法适应员工的酒店业新贵的事业正在急速膨胀中，而奉着“要适应老板，不要让老板来适应你”为金律的公司也在稳健发展，不同的是后者只能用高额薪金或公司品牌来吸引员工。当他们的员工在因为“适应老板”而不得不加班的时候，是看在薪水的份儿上才放了老板一马的。这就是一味地让员工单方面适应老板所产生的代价。 April 04 你想活过150岁吗？
剑 桥大学遗传学系的老年病生物学家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身着邋遢的牛仔裤，有着一双敏锐的蓝眼睛，蓄着长长的红色络腮胡，看起来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怪人。但在去年，这位自学成才的学者以其关于人体衰老的理论引起各界极大关注。 德格雷先生认为，30年后，人类寿命有可能大幅度地延长。他说：“随着药物功效的增强，我们必然能像今天医治许多疾病一样，解决衰老问题。”他认为如今在世的许多人完全有可能活到150岁，甚至更久。这一大胆预测的依据是德格雷先生领导下的一个研究项目：“人工控制减缓衰老工程”。该研究项目识别出了七种与衰老有关的分子或细胞的破坏情况，每一种“都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解决，这些技术手段有的现已存在，有的正在积极发展。” 在科学界，人们对德格雷有的痴迷，有的怀疑。他是个先锋还是个怪人？是太过天真还是能未卜先知？但有一点很清楚：他的理论无论人们是否同意，他这个人大家都很难忽略了。芝加哥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教授杰伊•奥士安斯基（Jay Olshansky）承认：“我就是奥布里的狂热仰慕者。我们需要他。我不同意他的某些结论，但从科学上来讲，这没关系，这能推动这个学科的进步。”
德格雷先生在其它领域引起的关注也一样重要。他一跃成为一个新政治运动中的英国“代言人”。这项政治运动名为“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时下在大西洋两岸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该运动的主要信条是科技进步能让人们摆脱疾病和衰老的束缚，让我们过上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 “超人类主义”最基本的形式，就是提倡我们拥抱新技术，如增智药物、手术整容和基因治疗，这些新技术能够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和思维能力，让我们“好上加好”。同属“超人类主义”的一些未来学家则更显极端。比如最近出版新书《超常并不遥远》（The Singularity is Near）的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就说：“最终，我们将与技术融为一体……到2140年代中期，我们智力中非生物部分的能力将是生物部分能力的几十亿倍。” 这些预言在保守的宗教界和文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们认为超人类主义是对人性的攻击。这种预言同样引起了自由左派人士的反弹，他们警告超人类主义可能会影响人类平等和人权。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把“超人类主义”形容成“世界上最危险的理念”。 但是，人类自我改进的技术正开始从科幻小说走进了实验室，并最终走入市场，上述这些回应已经不够了。“超人类主义”背后的驱动力是进步的：即希望拓展现有医药医疗的模式，使人类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更有满足感。 如果这些技术能得到严格管理，并真正允许大众讨论，它们完全有理由得到大众的广泛支持。假如可以选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活得更久一点，超过常说的“人生七十古来稀”，即使我们为此得吃各种各样的新药。整容人数的爆炸性增长就说明，人们的态度日新月异。这些新技术曾为人们所不容，如今却充斥于电视整容秀和时尚杂志。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谁能让人类自我改进和寿命延长的想法成为主流？政客和商界领导正在绞尽脑汁地努力解决不断上升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的问题，所以可以理解，他们也许不愿去遐想一个人人都能活过一百岁（甚至还能工作）的世界。 德格雷先生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改革运动的斗士，他要奔走呼号，让我们从“支持衰老的昏睡状态”中惊醒过来，不再因这一状态的阻碍而无法抓住长寿等机会。他的说法不无道理。如果政治不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那又是为了什么呢？超人类主义者已经帮了我们一个忙，帮我们界定了一场政治斗争的派别，而这场斗争还没开始。 *作者介绍：本文作者是英国智囊机构Demos的首席科学家，该机构在其网站（www.demos.co.uk）刊登了《人类改良？与人类自我改进和寿命延长相关的政治》一文。 瑞典的改革
April 03 你是哪个级别的富人?（感觉以这个标准，穷人不要太多！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呵呵）
你是哪个级别的富人? 死路一条的穷人: 年收入在 0.003 万以下的穷人. 穷得几乎要死的人: 年收入在 0.003 0.01 万之间的人. 穷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穷人: 年收入在 0.01 0,1 万之间的穷人. 穷得没衣服穿的人: 年收入在 0.1 0.5 万之间的穷人 非常穷的人: 年收入在 0.5 - 1 万之间的穷人 很穷的人: 年收入在 1 - 3 万之间的穷人. 穷人: 年收入在 3 - 8 万之间的穷人 低产者: 年收入在 8 - 15 万之间的一般人 中产者: 年收入在 15 - 30 万之间的一般人 高产者: 年收入在 30 - 100 万之间的一般人 富人: 年收入在 100 - 300 万之间的有钱人 富豪: 年收入在 300 - 1000 万之间的有钱人. 大富豪: 年收入在 1000 - 5000 万之间的有钱人. 超级大富豪: 年收入在 5000 万以上的有钱人 中国到底有多重要――专访英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到底有多重要――专访英国科学院院士 环球时报驻英国特派记者 宋念申 2006年04月03日 近年来，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中国是否重要的话题引发了众多争辩和论证。引发这场争论的学者之一就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杰拉德·西格尔。1999年，他曾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中国重要吗》一文。文章认为，中国不论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而言，都只是一个中等国家，西方对中国实力的估计被夸张了。西格尔生前最后的这篇论文，可能成了他最知名的论调。总体而言，说中国是“威胁”或“重要力量”的论点，显然比说中国“不重要”的论点更占上风。其实无论是“中国威胁”，还是“中国不重要”，都是西方学者站在自身立场上对中国崛起进行的解读，两者观点虽然看上去相反，但背后逻辑却殊途同归，即如何准确定位中国的崛起。 2004年，英国著名学者、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组织几位中国问题专家编写了《中国重要吗》一书，综合中国及国际社会新的发展，从各个角度，重新审视西格尔的命题。作为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布赞如何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坚持认为，应该把中国放在地区格局和世界格局中比较，认清中国对谁重要、如何重要、有多重要。 中国的成功，更多表现为未来的潜力 ●●记者：杰拉德·西格尔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没我们以为的那么重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西方人却都在说中国是“威胁”，似乎没人质疑中国的重要性了。 ●布赞：的确很有趣。但是我就不把中国看成威胁。或者说，威胁只是中国的崛起的一种可能―――它也可能不是威胁，这取决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西格尔的观点是，中国的发展吸引了过度的关注，它的力量以及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外界夸张了。他觉得，中国的成功，更多表现为未来的潜力，但在目前的阶段，中国还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我觉得在全球的层面上，他的观点仍然可以成立；不过在地区层面上，中国现在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您在文章中提到，“对中国未来的估计，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对中国现实的认识，要取决于中国花多长时间实现其潜力，以及这一过程所依赖的结构有多稳固可靠”，您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判断？ ●布赞：很明显，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很注意借鉴历史的经验，中国的领导者具备历史眼光，他们不希望采取二战前的德国或者日本的途径去发展，也不希望走苏联的道路，不想让崛起的中国被外界视为一个颠覆性力量。 我喜欢拿中国和德国做比较。中国和德国不具备美国那样的条件―――周围只有两个力量弱小的邻国。中德两国都是大陆国家，有很多邻国，而且可以说有的还怀有疑虑。因此，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如何处理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战前德国采取了战争的方式，最后其发展受到了周围国家的遏制。如果中国的发展获得周边国家的支持，那么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会取得相当有利的地位。 我们还可以参考印度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困于地区”之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对立，俄罗斯很大的力量也被牵扯于处理与周边的前苏联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与周边实际是一个很需要研究的问题，这其中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中日关系会影响美国在亚洲的存在 ●●记者：是的，一谈到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似乎第一个就想到日本问题，目前中日关系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僵局。 ●布赞：其实我认为中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机遇。当然在当前，两国关系步入了歧途。一方面，日本不愿意正视历史，希望历史干脆不存在；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中的反日情绪也相当强烈，这需要审慎对待。在东亚，历史并没有消退，历史仍然活在今天，这和欧洲的情况相当不同。而历史对今天的地区关系造成严重影响，谁会从中受益呢？美国。所以我希望你们想一想：如果亚洲国家希望把美国长期“留在”亚洲，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这个地区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甚至处于焦点。（笑）。 相反，如果亚洲国家希望，美国的影响力在这个地区逐步减小，那么最好的方法，是处理好中日之间的矛盾。目前做到这点很困难。人们似乎还没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会影响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中日之间不安定，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就是相当稳固的。 ●●记者：您说的有道理，但是目前，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个事实，短时期内看不出美国会退出亚洲，而且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布赞：我们需要想一想，美国是如何处理它与众多地区间的关系的。为什么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什么让它如此强大？一般看法是，美国是个大国，具有超强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意识形态实力等等。但是，我们认真检视一下会发现，除了军事实力外，美国的其他力量，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超强。比如，其经济力量真的比日本或欧洲强大很多么？而一个国家能够成为超级大国，其实并不单纯依靠它是多么能打仗。 我认为，美国的另一种实力体现在：它是世界上唯一声称自己属于任何地区的国家。比如，靠着这种实力，它合法地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合法地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合法地成为“西半球”的一部分。而且，美国相当聪明地创造了一个“宏观―地区结构”，即所谓“亚太地区”。通过创造出这些概念，美国的活动范围不断拓展。对我来说，这种创造“社会结构”的能力，是美国超级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中国已经是具有全球影响的经济大国 ●●记者：现在更多的中国人倾向于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国际问题，认为实力决定一切。但现实主义的逻辑有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不少中国学者开始注意英国学派的理论和观点。 ●布赞：的确是这样。在西方，关于现实主义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现实主义的方法无法解释许多事情，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很明显不仅仅存在大国政治，也有对于共同繁荣、技术进步等等方面的追求。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纯粹现实主义的世界里，那么就不会有国际空间站，不会有国家间的合作，不会有跨国组织，不会有全球经济分工，所有国家都兵戎相见……我们不是生活在现实主义构造的世界里。 我想，中国学者近年对英国学派（以及其他学派）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越来越希望介入到国际论辩中来，而中国人显然不希望做美国思想的奴隶。而英国学派的贡献在于，它不把国际关系看成是权力相互牵制的体系，而是一个由国际机制所规范的社会，其规范并不仅仅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式的。 ●●记者：那么，从英国学派的观点看，中国和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是怎样的？ ●布赞：今天的国际社会不是本来就如此的，中国古代实行的世界体系，其实和欧洲的完全不一样。中国100多年来在努力地调整自己以适应（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而国际社会却在不断变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接受了“主权”及“互不干涉”的观念，使自己适应了旧有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指的是由几个大国统治欧洲，由欧洲统治世界的世界体系）。但当中国完成这种调整后，国际社会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加入了市场因素，主权概念也因之有了新的内容。中国又开始迎头赶上，比如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开展和东盟的地区合作，学会在多边框架中维护自己的利益等。在我看来，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活跃的“公民”。不过目前中国更关注自身的发展，不太热心于在世界范围发挥影响。 ●●记者：我们最后回到开始的话题：今天，您认为中国是否重要？ ●布赞：我认为中国对谁重要，有多重要，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毫无疑问，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中国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于本地区而言，这种重要性更为显著。现在要考虑的是，中国在世界上具有多大的作用。我认为，在经济上，随着中国参与世贸组织、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两年前的某些论点可能过时了，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军事上，中国的作用仍然不明显，不过这对中国是件好事情；政治上，中国可以更有影响力，但中国似乎并不急于这样做；文化上，很遗憾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没有超过日本。因此总体而言，中国已经是具有全球影响的经济大国，但其影响力在目前还不是全方位的。▲ 巴里·布赞，英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英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现任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主任、教授。他在国际关系与世界理论、安全理论等方面建树颇多，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近年来，他成为挑战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领军人物。 伦敦金融城汇聚全球精英
花旗集团(Citigroup)欧洲首席即期外汇交易员雷蒙德·吴(Raymond Ng) 在新加坡干了15年。去年说服他搬到伦敦没费多少唇舌。 “在伦敦做外汇交易是梦想的工作，”这个41岁的新加坡人说。“从外汇交易量的角度来说，伦敦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它也是最好的时区，因为你能部分赶上亚洲和纽约，并涵盖整个欧洲时段的交易。” 这使吴先生实现了他的职业抱负，同时对他的私人生活也有所助益。“我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他展示手机里两个女儿的照片。“在新加坡，为了赶上美国交易时段，我常常工作到半夜。”
他停了片刻，冲着房间的另一端大叫，这里全是谈话声、键盘声、电话铃声，偶尔还传出几声大笑。这里是花旗集团在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两幢办公楼之一，有约550人在这层楼面上班。金丝雀码头是金融城东部重建的码头区(Docklands)中心。他们在这里为世界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进行固定收益交易，推出其它产品并达成交易。 这里是伦敦金融新城(New City)的缩影。有机会身处金融活动中心，并在工作之余兼顾私人生活，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才来到此地。“伦敦是欧洲的金融中心，”27岁的基利安·特雷西(Killian Tracey)说。他在获得都伯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精算和财务研究学位后搬来伦敦，现在做现货债券交易和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交易。“伦敦充满活力，很多事情在这里发生，所以你必须在这里。” 特雷西先生是欧洲信用团队中的两个爱尔兰人之一，这个团队还包括来自意大利、法国、乌克兰、韩国和中国的成员。过道另一头传来得克萨斯人带鼻音的英语。 吴先生的团队是12个人组成的强大组合，包括一个新西兰人和一个澳大利亚人。几排座位外，37岁的高朗·查达(Gaurang Chadha)出生于孟买，在荷兰长大。他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念过书，并在法国的欧洲工商学院(Insead Business School)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随后查达涉足私人股本业务，在一家运动营销公司和一家慈善机构干过。除了英语，他还会说6种语言，包括荷兰语、德语、拉脱维亚语（他妻子是拉脱维亚人）以及简单的日语。 楼下，在股票交易层，坐着28岁的卡罗琳·迪里耶(Caroline Duriez)，她周围是类似的喧嚣声。这个法国女士曾在卢森堡的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受训当律师。她现在做股本融资，协助伦敦的大宗经纪业务销售团队。伦敦是令她“钟情”的城市。 当然也有人抱怨。股票衍生品总监埃里奥·曼卡(Elio Manca)平常骑摩托车上班。“我避免使用公共交通：每次都让我受罪，”这个32岁的意大利人说。时近中午，他边啃着鸡蛋火腿三明治早餐边补充道：“你会想念好食物。” 但好处似乎胜过烦恼。25岁的瑞典人科妮莉亚·吉布兰德(Cornelia Gibrand)负责北欧公司业务销售，她说：“我喜欢这种24小时的生活。我喜欢能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 动身到其它地方也同样方便。“到巴黎只需两个半小时，乘飞机到里昂只要一个半小时，只要我愿意，可以很方便地在西班牙度周末，”迪里耶说。 37岁的斯塔夫罗斯·西奥科斯(Stavros Siokos)在伦敦10年了。他在希腊的佩特雷大学(University of Patras)学习电气工程，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和运筹学博士学位。他负责所有类型的另类现货股票交易，包括程序交易和算法交易。 西奥科斯说：“我喜欢欧洲人的生活观念和美国人的工作方式。这种结合是你在世界其它地方找不到的。” “伦敦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它崇尚创业精神，但人们也期望你过自己的生活，拥有家庭。在美国，你连休假都会有负罪感。” 法国阿尔卡特与美国朗迅达成合并
April 02 印度互联网时代拉开大幕美国可能已走过了一个互联网繁荣、萧条和复苏的过程，但印度的互联网时代却刚刚开始。 印度只是一小批消费者互联网公司的总部所在地，除少数几家外，其它所有公司的营收都低于1000万美元。然而，印度在线用户人口一直在不断扩张，预计将使一些印度网络公司能与雅虎(Yahoo)或亚马逊(Amazon)等一较长短。 分析师表示，印度的宽带使用率不断上升，电子商务蒸蒸日上，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印度互联网业正在为大规模的增长作准备。行业观察人士经常把中国作为印度未来的榜样。中国的消费互联网行业大约有十几家营收至少有1亿美元的网络公司。 “人们经常认为印度比中国落后5年，”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驻香港的地区互联网分析师鲍威廉(William Bao Bean)表示。“人们在中国取得了经验，过去12至18个月有数量庞大的创投资金涌入了印度。” 印度最大的网络公司是两家类似雅虎的新闻门户网站：销售额超过2000万美元的私人公司Indiatimes.com，以及在纳斯达克上市的Rediff.com，该公司去年营收达1260万美元。与此同时，雅虎、Goolge和Ebay等美国公司最近都加强了在印度的业务。 在过去3个月里，有3家网络公司从印度领先的创投基金WestBridge Capital Partners那里融到了资金，它们是新闻门户网站Indiatimes.com、Travelguru.com和婚介网站Shaadi.com，所有这3家公司都在进行扩张。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正在推动该领域的是消费者，而不是市场营销人士或出版商，”印度互联网与手机行业协会(IAMAI)会长普里蒂•德萨伊(Preeti Desai)表示。“消费者的互联网经验越丰富(通常18个月左右)，开始利用网络进行金融交易的速度就会越快。” 该协会估计，印度电子商务市场当前的规模在2.65亿美元，预计明年将增长95%，至5.18亿美元。该机构表示，印度互联网用户人数去年年底达3850万，2007年将增至9200万。 印度的宽带普及率很低，家庭互联网用户中只有1%订购高速服务。但分析师预计，电子商务将与不断上升的宽带普及率同步增长。 “整个消费者互联网领域仍处于萌芽阶段。重要拐点将出现在宽带普及两三年后，”Edelweiss Capital首席执行官拉希什•沙赫(Rashesh Shah)表示。 27岁的阿什温•达马拉(Ashwin Damera)是Travelguru的创始人，1月份他推出了针对印度旅行人士的航班和饭店预定网站，上月的首轮融资筹到了1000万美元。 达马拉先生推出他的站点，是想取得美国网站Expedia、Orbitz和Travelocity，以及中国旅行网站携程(Ctrip.com)获得的极大成功。现在，上述3家美国网络公司在美国整个旅游行业的业务份额约为30%，而携程的市值则接近10亿美元。 “可定位的目标市场在越来越大，”他说。他指出，印度人国内和国际旅行正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 Shaadi.com本月从WestBridge筹集到了800万美元。它是印度首个婚介交友网站，该市场规模为4000万至5000万美元，Shaadi.com至少占50%的市场份额。 该网站董事总经理阿努帕姆•米塔尔(Anupam Mittal)预计，在截至2007年3月31日的财年中，这家有5年历史的公司营收将达约2500万美元，预计未来几年每年都将实现100%的增长。 “整个良性循环将推动人们上网、使用信用卡并熟悉该网站，”米塔尔先生表示。 WestBridge最近还向有5年历史的Indiatimes.com投资了700万美元。 Indiatimes首席执行官迪内什•沃达万(Dinesh Wadhawan)表示，在未来3至5年里，公司的年营收有望每年翻一倍。“我们期望将过去几年建立的资产转化为货币收入，”他说。他补充指出，由于印度正从桌面应用转向无线应用，公司的手机铃声和屏幕壁纸等移动产品将格外受欢迎。 beng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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